1965年，毛主席办公室内，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门外的警卫奉命退到远处，工作人员也被暂时疏散。那场谈话没有留下太多公开记录，却直接影响了后来一项绝密工程的诞生。 当时的中国，真正担心的并不只是某一场边境冲突，而是国家工业和战略力量过于集中。大城市、沿海港口、重要工厂相互连接，一旦遭到空袭或核打击，生产、交通和指挥系统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周恩来赶到后，毛泽东没有绕圈子，直接提出，要建设一座大型地下核工业基地。周恩来听完后沉思片刻，表示支持。毛泽东随即强调：“这件事要保密。”周恩来说：“明白，按绝密工程办理。” 这并不是没有背景的决定。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在中国周边保持军事压力，印度边境方向也不安宁，台湾方面仍在谋求反攻大陆，日本的军事动向同样受到关注。中国刚刚拥有核武器，战略投送能力还在形成，必须为最坏情况准备退路。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有弹”并不等于具备完整的战略防护能力。若重要设施没有隐蔽的后方和坚固的防护，即使拥有核武器，也可能在遭到突袭后失去反击条件。毛泽东和周恩来考虑的，正是国家工业与核力量如何保存下来。 选址工作没有在地图上草草决定。勘测人员奔走于四川、贵州、云南，反复查看山体、河流、交通和地质条件。经过长时间比较，重庆涪陵白涛镇一带进入视线。这里山势复杂，距离大城市不远，却便于隐蔽和组织施工。 工程后来被称为“八一六工程”，由工程兵部队承担主要任务。许多官兵乘坐军列出发时，并不知道真正目的地，有人甚至以为自己要去北京。抵达山区后，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营房，而是一座需要从山腹中一点点掏出来的地下工厂。 保密要求细到令人难以想象。参加施工的人员要接受专门教育，不能打听与本岗位无关的事情，也不能把真实工作告诉家人。通信地址使用统一信箱，人员之间实行分区管理，进出道路设有岗哨，口令还会定期更换。 山里并非只有洞体和工棚。为了维持长期施工，工程区域逐步配套了医院、学校、车队和生活生产设施，形成相对封闭的生活单元。有人在山中工作多年，却不知道整座工程究竟有多大，更不知道其他区域承担什么任务。 施工条件十分艰苦。岩层坚硬，机械设备有限，官兵需要依靠钻机、钢钎、炸药和人力推进。洞内粉尘弥漫，通风、排水和照明都考验着施工组织。塌方、冒顶等事故始终伴随工程，部分战士因此牺牲，具体数字在不同资料中有记载差异，但伤亡代价确实沉重。 有人回忆，施工时除了身后，前后左右和头顶脚下都可能是岩石，工人仿佛被困在山体内部。这样的比喻并不夸张。那不是简单挖一个防空洞，而是按照核工业设施要求，修建包括厂房、通道和配套系统在内的巨大地下建筑群。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军事对峙进一步升级。苏联方面一度释放出强硬信号，外界也出现关于核打击的传闻。中国加强战备，许多地方开展备战建设，地下工程的重要性由此更加突出。周恩来负责的国家机器，则在极度保密中推动工程继续前进。 有意思的是，八一六工程并没有无限期建设下去。随着中国核导弹技术发展，战略反击能力提高，国际形势和军事技术也发生变化，固定地下设施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1984年，工程停止建设，此时主体工程完成度较高，但并未全部投入使用。 此后，参与者仍长期保持沉默。退伍人员回到原籍时，相关部门还要继续进行保密教育。有的老兵面对旧同学，只能含糊地说自己在普通工厂工作；有的人多年后重返故地，才逐渐确认当年参与的究竟是什么工程。 2002年4月，国防科工委决定对八一六工程部分解密。公众这才得以进入这座沉睡多年的地下建筑，看到深藏山腹的通道、厂房和巨型防护结构。对当年的建设者而言，解密并不只是打开一扇门，也意味着那些不能公开的青春和牺牲，终于有了可以被辨认的名字。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