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信佛的起点，是在我七岁那年。 那一年，我爸所在的农机厂倒闭，他成了一个拿着买断工龄几千块钱的下岗工人。起初他还试着去蹬三轮、去工地挑水泥，但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在包工头的唾骂声中碎成了渣。很快，他染上了酗酒和赌博。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夜晚永远是黑色的梦魇。 防盗门被踹得砰砰作响，伴随着父亲满嘴喷粪的叫骂声。接着是碗碟碎裂的脆响，皮带抽在肉上的闷响，以及母亲压抑的、不敢大声放出来的啜泣。 母亲是个极度懦弱的女人，娘家在极远的穷山村，父母早亡，哥哥嫂子自顾不暇，她无处可逃。 有一回，父亲输光了家里买米的一百块钱，回来发酒疯，抓着母亲的头发把她的头往水泥地上撞。我吓得缩在墙角尿了裤子，嚎啕大哭。 父亲踹了我一脚，母亲像疯了一样扑过来把我护在怀里，那一晚，她的后背被父亲用木板凳砸得青紫一片，半个月下不来床。 就是在那半个月里，隔壁的桂香姨来了。 桂香姨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出一本磨破了边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塞在母亲枕头底下，轻声细语地跟她说：“大妹子，人这一辈子的苦，都是上辈子欠的债。这叫业障。你得信佛，你念经、吃素、积德，佛祖会看见的。佛能消灾解难，佛能保佑你家那个回心转意。” 在绝境里溺水的人，哪怕眼前飘过一根腐烂的稻草，也会当成救命的缆绳。 母亲信了。 她瞒着父亲，从自己藏在棉鞋垫底下的私房钱里抽出了五十块——那是她打算给我买冬衣的钱——跟着桂香姨去了城郊的白云寺。 那天傍晚，她抱回来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包裹，小心翼翼地像抱着刚出生的婴儿。那就是那尊黄铜观音。 从那天起，我们家堂屋的角落里，多了一张小方桌，铺着黄布，摆上了香炉和供果。 母亲开始吃长斋。清汤寡水，一点油沫子都见不到。她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在冰冷的堂屋里跪在蒲团上，一下一下地磕头，嘴里念念有词。 父亲起初是嘲笑，端着酒杯指着佛像骂：“老子连阎王都不怕，怕你这个烂铜疙瘩？” 有一次父亲喝醉了，借着酒劲一把将供桌掀翻，观音像骨碌碌滚到地上，香灰扬了一地。 我以为母亲会绝望，会哭喊，但她没有。 母亲只是脸色惨白地跪在地上，手忙脚乱地去擦拭佛像上的污迹。父亲抡起巴掌抽在她脸上，把她嘴角抽出了血。 母亲捂着脸，没有还手，甚至没有看父亲一眼，只是闭着眼睛，嘴唇疯狂地蠕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弟子代夫忏悔，菩萨莫怪，他是无心的，业障深重，菩萨慈悲……” 即便在最穷的时候，母亲每次去白云寺，手里攥着的那点皱巴巴的一块、两块的毛票，她都要规规矩矩地叠整齐，塞进功德箱里。 她舍不得吃一个鸡蛋，却舍得花三十块钱买一升豆油，去寺里“添油祈福”。 高三那年，我模拟考试成绩滑坡，整个人焦虑得整夜失眠，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母亲看在眼里，没有问我哪门功课没考好，也没有给我炖一碗热汤。在一个飘着细雨的周日凌晨，她换上了一双磨平了底的布鞋，独自一人坐了三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了两百公里外的一座名山。 她在那座山的石阶上，三步一叩首，磕了三千个台阶。 等她周一晚上回来的时候，膝盖上的裤子全磨烂了，血水和泥水混在一起，结成了硬痂。额头上肿起了一个拳头大的青紫色肉包，皮破肉烂。 她把一个用红线穿着的平安符递给我，虚弱地笑着，眼里闪烁着狂热的光：“明子，带上。妈求了文殊菩萨，菩萨答应保佑你了，你一定能考上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