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8日，北京。钱学森结束长期滞留海外的生活，终于回到祖国。此时的中国，刚刚完成经济恢复，工业基础仍很薄弱，现代国防所需要的技术，却已经摆在军队面前，容不得慢慢等待。 朝鲜战争留下的教训，远不只是战场上的胜负。1950年至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的是拥有制空权、远程火力和高度机械化装备的对手。许多阵地能够守住，靠的是顽强意志和灵活战术；但在猛烈轰炸面前，人员伤亡也极为严重。 彭德怀长期在前线指挥，对这种差距体会得最直接。他看到过山头被反复轰击，也知道步兵缺少空中掩护时会承担怎样的代价。枪械能够打到的地方有限，人的双腿也有极限，而飞机和远程火炮却能把战场压缩成一片火海。 因此，彭德怀关心导弹和国防工业，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兴趣。对他而言，武器装备不是摆在仓库里的冷冰冰器材，而是决定士兵能不能少流血的重要条件。有人把这种急切理解成性格使然，实际上，它与朝鲜战场上的经验紧紧相连。 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尖端武器并不容易。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足够的试验设备，也缺少大批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才。导弹所涉及的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燃料、材料、制导和测量，任何一个环节薄弱，都可能让整个工程停在纸面上。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央很快把他的专业才能纳入国家国防科技布局。钱学森曾参与美国火箭研究，掌握现代航空航天理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他的归来，不仅意味着多了一名科学家，更意味着许多过去只能从书本上了解的技术，终于有了组织起来攻关的可能。 彭德怀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分管国防事务。他所面对的压力很现实：军队装备不能长期依靠缴获和外部援助，国家安全也不能寄托在别人的技术保护上。导弹工程一旦启动，就需要持续投入，不能因为困难大便半途而废。 有关回忆中，钱学森晚年曾谈到彭德怀对国防技术建设的重视。他认为，彭德怀之所以不断追问进度，是因为这位从战场上走出来的将领清楚知道，技术上的迟疑，可能会转化为战场上的伤亡。钱学森还提到过类似的话：“前线的人，知道时间有多要紧。” 这句话的分量，在当年的条件下尤其明显。科研人员需要计算公式，工人需要加工零件，部队需要建设试验场，铁路和电力也要跟上。导弹不是某一个实验室的成果，而是一项牵动冶金、机械、化工、电子和测量等众多部门的系统工程。 有意思的是，彭德怀的急，并不等于只看速度。他关心的是能不能真正形成战斗力，能不能从试验样品变成可靠装备。若只追求表面上的“造出来”，却没有稳定的生产、检测和维护体系，到了关键时刻仍然无法使用，那样的成果没有实际意义。 1958年，中国开始组织力量研制自己的导弹。钱学森参与总体技术工作，聂荣臻负责国防科技工业的组织领导，许多科研人员和产业工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推进工程。苏联专家撤离后，困难骤然增加，但中国的技术队伍并未因此停下脚步。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这次试验说明，中国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从设计、制造到发射测量的一整套工作。它距离后来更加复杂的武器系统还有很长路程，却打破了“只能依赖外部帮助”的局面。 此后，核武器研制也进入关键阶段。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导弹将核弹头送到预定区域。两项成果并非一夜之间出现，而是多年基础建设、技术积累和组织协同共同作用的结果。 遗憾的是，彭德怀没有成为“两弹一星”功勋体系中的代表人物，也没有站在所有重大试验的聚光灯下。但这不能抹去他在早期国防决策中的作用。对于一位经历过战争的将领来说，推动导弹工程，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军队长期被动挨打的处境。 钱学森晚年的那番解释，点出了彭德怀急切背后的原因：他不是单纯催促一个科研项目，而是在催促中国尽快摆脱用血肉抵挡现代火力的局面。朝鲜战场上的炮火已经停下，留在这位老将心里的警报，却一直没有停止。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