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坛最近有点让人看不懂。 9月初，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德国选择党AfD拿到约44.5%的选票，几乎是2021年的两倍，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只剩18.5%。两周以后，AfD又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拿到第一，基民盟在那里跌到战后州选举最差水平之一。就连一向不是AfD优势地盘的柏林，它这次也拿到了16.3%的第二票，比上届增加7.2个百分点。德国政治原来那条泾渭分明的边界，正在一点点松动。 AfD当然还没有突破最后一道墙。德国主要政党至今仍然拒绝和它组成执政联盟，所谓“防火墙”还在。但问题已经不能只用“德国极右翼越来越强”一句话带过去了。一个2013年才成立的政党，最初不过是一群经济学家反对欧元救助，十几年后已经成为联邦议院第二大党，并且在几个东部州做到第一，这背后一定发生了比“极右翼崛起”更复杂的东西。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对AfD的概括也很清楚，这个党从最初的自由保守、反欧元政党，逐步转向右翼民粹，并且部分力量进一步激进化，2015年的难民危机又给了它一次决定性的扩张机会。 要理解这个变化，有一个人绕不过去。 爱丽丝·魏德尔。 她身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她有多像选择党，而是她实在太不像人们脑海里的选择党。 1979年出生，经济学和工商管理背景，大学毕业后进过高盛，后来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研究，会说中文，博士论文写的还是中国养老金制度。德国联邦议院的履历确认她有多年亚洲经历，重点就是中国；拜罗伊特大学保存的论文资料显示，她2011年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中国的养老金制度》。 她的私人生活更有反差。魏德尔有一位斯里兰卡出生、后来在瑞士长大的女性伴侣，两人共同养育两个孩子，家庭生活相当国际化，而她领导的却是德国最强调限制移民、传统家庭和国家认同的政党之一。路透社2025年给她做人物报道时，标题干脆就是“会说中文、伴侣来自国外的德国极右翼领导人”，因为这种矛盾实在太明显。 如果只按照标签理解，这个人确实对不上。 但反过来看，也许恰恰是这些“对不上”，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站在AfD最前面的会是魏德尔。 AfD刚成立的时候，本来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2013年的核心议题是欧债危机，当时默克尔政府参与救助希腊等债务国家，一批经济学家认为德国纳税人不应该长期为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债务埋单。创始人伯恩德·卢克本身就是经济学教授，早期AfD带着很强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知识精英色彩。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甚至特别指出，在成立初期，政治学界通常把它归为“自由保守、反欧元”，还没有普遍视为一个右翼民粹政党。 魏德尔2013年加入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党。 这也就解释了她为什么最初完全不显得突兀。一个学经济的博士，有金融机构经历，又研究国际经济问题，加入一个由经济学家发起、天天讨论欧元和财政纪律的新党，很自然。 真正改变一切的是2015年。 党内权力斗争爆发以后，卢克败给弗劳克·佩特里，随后带着一批经济自由派成员离开AfD。同一年，欧洲难民危机全面爆发，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成为德国社会争议中心，AfD迅速把政治重心从欧元转向移民、难民、伊斯兰和国家认同，党内的民族保守力量也越来越强。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研究显示，仅卢克出走那一轮，AfD一度损失大约五分之一党员，但难民危机很快让它重新获得远超此前的支持。 很多人走了。 魏德尔没有。 这是理解她的第一个关键点。 她没有跟着当初那些和自己背景更接近的经济自由派离开，而是在一个不断右转的政党里继续往上走。2015年进入联邦执行委员会，2017年成为联邦议院竞选领军人物，后来做到议会党团主席、党主席，再成为AfD历史上第一位总理候选人。她没有改变自己的形象，可她所处的党已经和2013年完全不同。 这段经历最能说明魏德尔政治特点的，其实是她和比约恩·赫克的关系。 赫克是AfD内部右翼最有代表性、也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2017年，魏德尔曾支持启动将赫克开除出党的程序。到了2025年，她公开承认自己当年的做法是一个错误，还说赫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政治家”，甚至表示可以想象他担任部长。 这里当然可以用“变色龙”解释，也可以说她是为了权力不断调整立场，但这毕竟涉及对一个政治人物内心动机的判断，很难证明。真正能够确认的是另一件事，魏德尔比AfD过去很多领导人更擅长和这个党的不同力量共处。 卢克做不到，所以走了。 佩特里后来也做不到，也走了。 魏德尔留了下来。 她没有成为赫克，也没有继续把自己塑造成赫克的敌人。她仍然保留着一个金融精英、经济自由派和职业政治家的公众形象，同时又和党内已经无法忽视的民族保守力量建立了合作关系。 这恰好是今天AfD最需要的人。 因为一个政党如果只想做抗议党，靠最愤怒的那批选民就够了；可如果它已经拿到全国两成左右的票，甚至想继续往外扩，就必须解决另一个问题：那些并不把自己看作“极右翼”的普通德国人，为什么愿意把票投